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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思维即大道，大道即思维，本体即方法。

(23)所谓降服，降者下也，减也。由此他提炼出周代宗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西周时期乃至于春秋中期以前，在大小宗之间的祭祀体系中，必有一位祖神是重合的。

若《曾子问》‘父母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辟是也。但由此天子、诸侯的大宗身份推广到异姓上，则其逻辑并不清楚。但这是否如刘家和先生所说，始封之君另立之宗法上的大宗，而降其原来所在之宗为小宗，则大可商量。所谓宗其继别子所自出者也。(14)陈戍国(1946-)指出，把天子诸侯之家排除在宗法之外，也很有一些道理。

夺宗不是绝宗，而只是变小宗为大宗。《谷梁传》隐公七年云：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按照中国哲学精神, 道德在严格意义上不同于伦理:前者出自内在的先天律令, 是道心的呈现, 是自发而自由的;后者包括外在的社会规约, 如礼制和礼教等, 有时需要克己和屈从。

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作者从治道着眼, 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明确提到门内之治恩掩义, 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在他看来, 如果说前者侧重于照着讲, 那么后者则旨在接着讲。8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第20页。但不同于康德的是, 华夏先哲坚信人的道德建立在天地之道的基础之上, 而无须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三大公设。

1二者可以追溯于双希文明。或许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心宗 (即禅宗) 的传播, 促使韩愈力倡道统之说, 以孟子之学为儒家的正宗;也正是佛学的浸润, 宋代学界正式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四书, 它们均以内圣为本, 外王为末。

17 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特质》, 载《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第49页。虽然它具有深刻性和严密性, 但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 各宗派几乎都认为人生为无明所困, 努力寻求解脱之道, 普遍主张以智灭苦 (8)。若一言以蔽之, 即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孟子·告子上》)。【注释】 1 转引自巴伯《科学与宗教》, 阮炜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页。

以易道或太极为本体, 其乾坤二元或阴阳二仪能很好地贯通天 (宇宙) 与人 (心灵)。中国哲学的精华特别在于它的人生论。古希腊文明代表着科学精神, 要求摆脱个人的愚昧, 认清事物的法则, 深信世界的有序与和谐。在先哲看来, 宇宙与人生潜在地相通。

回顾这一进程, 或许有助于我们前瞻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 中国哲学自身当遵循综合创新的发展路向, 实现从历史阐释到原理揭显的重心转移, 以系统的形态充分展现其基本观念所具有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潜能。

其时以自然哲学为开端, 哲人们孜孜不倦地探寻了宇宙的质料因 (泰勒斯等) 、形式因 (毕达戈拉斯等) 、动力因 (赫拉克利特等) , 虽然经苏格拉底转向重视人自身, 但他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道都更为注重形成宇宙的形式因与目的因 (7)。从这种发展流变中可以见出, 异质思想的出现和输入构成强大的刺激, 转化为革新的材料和动能, 后续者总是对既往者进行综合而开出新气象。

但愿学界能统一认识:重要的问题是寻绎中国传统哲学本有的内在条理 (15)。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 , 可谓是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当代中国哲学界特别需要弘扬自己讲的胆识和气度, 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型, 个中关键在于将重心从历时性的史料陈述转移到共时性的逻辑研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既有之说合成一个有机的观念系统, 并以言传身教加以推广。因此, 中国哲学具有代替宗教的功能。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没有宗教哲学却插进经济哲学, 似有不妥。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 科学与宗教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大文化力量。这一时段可谓是道主儒从的第一波, 它所崇尚的主要是黄老之学。

魏晋玄学至东晋开始衰微, 思想界转向佛学, 出现了道安、僧肇、慧远、道生等一批本土佛学家。东晋至清初, 儒、道、佛三教走向合流。

在这种近乎一边倒的情势下, 必须感谢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一批既有国际视野、又敢担当国粹卫士的先辈, 他们当时以近乎反潮流的精神坚持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的观点, 今日已为大多数同胞所认同。老子著《道德经》, 也常常是上一句讲天, 下一句便讲人, 因此道经与德经的内容实难区分。

熊十力先生认为哲学是有根据和有体系的思想, 他所潜心建立的就是一套乾坤推衍、翕辟成变的本体论;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既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成中英先生倡导易学本体论, 同时揭显了本体与心灵的融通 (17)。韩愈捍卫道统而辟佛, 并未妨碍他与大颠和尚做朋友;李翱还曾拜惟俨和尚为师, 其《复性书》可谓是三教融会的杰作。从《易经》到《易传》, 哲理成分得以凸显。自秦汉至西晋, 儒、道两家逐渐达成相互补充。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9页。前者偏重在此岸, 主张奋发有为;后者倾心去彼岸, 企求人生解脱;中国哲学关注道德、伦理和艺术 (3) , 因而特别重视将人生的此岸与彼岸紧密联结在一起。

知、行合一是道德自律的必然要求, 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虽然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无论是此前的正始名士王弼、何晏等, 还是其后的中朝名士乐广、郭象、裴頠等, 都显然地主张儒、道兼综, 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并未作片面的取舍。

原始儒家的学说非常适应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主要由农业经济造成) 的宗法社会, 其政治哲学太多理想色彩, 超出宗亲的范围便失之迂阔, 古代成功的政治统治者莫不是阳儒阴法。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

易道生生不息, 表现为乾坤二元的相摩相荡。其中照着讲通常注目于思想遗产的承传, 自己讲则要求在基础理论上开新。特别是禅宗, 力倡明心见性之学, 与中国本土传承的孟子与庄子之学一拍即合。6 柏拉图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地位的消长通常是一种相对具体的反映。

1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第205页。冯友兰先生的大胆探索取得了很好的实绩, 朱光潜先生读了他的《新理学》之后评述道:中国旧籍里那一盘散沙, 在冯先生的手里, 居然成为一座门窗户牖俱全底高楼大厦, 一种条理井然的系统, 这是奇迹! (12) 不过客观地评价, 冯先生的接着讲的史学痕迹还很明显;如果直面事物自身进行言说, 更应该如张立文先生所主张的, 要达到自己讲 (13)。

近代以来, 中国传统哲学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几近淹没, 得力于几代新儒家如梁淑溟先生等的救危扶倾, 让思想的火种得以保留和传播。维护正义需要法治, 一味强调仁政只会流于人治。

郭齐勇先生总览中国哲学, 认为有创化日新、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通三个特征, 实际上涉及乾坤二元贯通宇宙与心性、本体与日用的整体状貌 (20)。孟子和庄子都可谓是心学大家, 二者一主向外发散, 以大统小;一主向内收敛, 至一合天。